中国政府尤其是立法当局不断宣告初步形成或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做法，表明法律体系被当作立法成就和法治发展的主要标识之一，而其中的峰回路转、形似矛盾重复的现象，则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抉择、一国两制的实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对法律体系构建过程的重大影响。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关键词：法律体系建构的技术特征|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国家主义色彩|立法中心－行政配合的运作模式|简约主义的风格 自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作出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并同时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讨活动、研究项目、著作文章等已经有很多。

借助于这些资源，并不难回应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以及对社会自治和个体自主在法治秩序和法律体系形成中的意义予以恰当的说明。另外，尽管在认识上法律被认为是国家制定和国家认可的结果，但相对于国家制定的概念，国家认可迄今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概念的空置状态，其含义并不清晰。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则决定了它不可避免的僵硬的弊端——法律针对抽象的人抽象的事要求一体遵行的属性，使得它相对于迅速变化的大千世界而显得刻板。这当然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生活及其秩序原理的宏大理论，与本文在法律体系建设这样一个狭小的话题上使用国家主义一词尽管有某种勾连，即都是相对于个人和非国家组织的角色和作用而言，但有显著的不同。在这里，除了文字表述上的些许差异以及强调了分类是依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外，并无什么根本不同。

因此，从法律调整和法秩序形成的原理来说，在社会生活关系生成之前，法律调整无从谈起。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当然没有必要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因为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实践的国家主义与各种非国家主义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皆不相同，它的基本确信是，人是社会动物，必然要在诸如国家这样的政治体中生活，认为国家是一个自足自洽的存在，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和国家目的相对于个人和其他非国家的组织，是更高层次的善，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性。[14]参见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但雅典的提洛同盟在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争夺霸权的战争（前431－404年）失败后，斯巴达的贵族政体/宪制也因此在希腊地区流行起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格外赞美斯巴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6－437页。古希腊时期，有50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9－前449年），希腊联军的胜利才保证了希腊众多城邦的独立及安全，此后数百年间希腊持续称霸东地中海，获得了空前影响力。因此我会在结语中讨论，在一定视角下，它们可以合并同类项。

除历代均通过军事完成中国的统一外，与军事有关的宪制问题至少还有：新建立的王朝如何稳妥实现从武功到文治的宪制转换，农耕大国和平时期的军制和军备，以及在和平时期如何有效选拔、规训杰出的军事将领。以色列之所以1948年建国———想想巴勒斯坦至今没能建国成功，在周边敌对险恶环境中一直存活下来了，最重要的其实既不是其宪法文本，[5]也不是欧美的鼎力相助，而是对周边所有国家，它一直维系了压倒性的强大军力。

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但还是不得不应对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唐睿宗时（公元711年）开始，便在北方边陲设立扩充了防戍军镇，设置了统率当地军、民、财三政、长驻且专任的节度使。[35]平定了天下，苍生百姓才可能安居乐业。即便近代英德法意在经济、政治甚或军事都成了欧洲大国甚至世界大国，就地域和人口来说，也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42]前注[17]，司马迁书（蒙恬列传），第3565页。只是这类都不是大国的选项。比方说，是以攻城略地擅长征战的将领来治理他们占领的地区，还是尽快用中央政府授权、听命于中央政府、更擅长治理的行政官员来治理？杯酒释兵权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西夏独立了，特别是自秦代起一直设有郡县的交趾（今越南中北部）从此脱离了中国。

转任宰相后，在重大问题上，周亚夫也坚持依法办事，不理会皇帝的个人意图。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曾以相当篇幅讨论了新君主，说的就是历史中国的开国君主，以及这些君主必须面对的国家军事问题。

近80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著名司法判例中就把这一点阐述得再清楚不过：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力，不是因为1887年的《美国宪法》，而是因为合众国成功反抗了大不列颠的革命。因此，从事后诸葛的眼光来看，历史中国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包括将专节讨论的长城这样的军事工程建设，都是一些重要的制度构成力量，将各地、各区域逐渐拢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才有了，才塑造了，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文明/国家。

这两国的经验都真切表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这与减少各国削减军备无关，与西欧各国人民的愿望无关（哪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又不渴望和平？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民和平愿望也很强烈，事实上可能更强烈），而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欧洲，有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军力强大的北约。即便完成了这个转型，有关军事的宪制问题也没结束，因为中国一直都有一个可勉强称之为常备军——和平时期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化军队——的问题。[62]农民和牧人之间、劳动者和掠夺者之间、低地和牧场的草原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的推动力，是产生一切国家的原因。其意味几乎等于《圣经》上的光。甚至连一国的军事政变这类政权更迭，也不够格。

[5]事实上，以色列并没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而只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名为《法律和行政法令》。中原的历史曾从正反面多次提供惊心动魄的经验证据。

注释： [1]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成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95年第2版，第861页。所有这些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应急措施，分别看来有效也有效率，累积起来，结果导致边镇军事将领权力膨胀，藩镇割据。

简单说来，至少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3年马邑设伏，或公元前119漠北大捷开始，沙漠之南就基本没有匈奴的势力了。[21]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62－263页。

在这一视角内，比方说，1950－60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其功能就一定不只是一般的武器装备制造或科技发展，它有关中国国家的战略安全，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在的发言权，它令中国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变得真实可信。如尽管孔子在世时很是失败，但他主张的君臣父子等原则最终成为传统中国的纲常（宪法基本原则）。[67] 本文只想把军事带入宪制研究者的视野，指出其对一国宪制或明或暗潜移默化具有创造和塑造作用，只想恢复其在宪制研究中应有的位置。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这种竞争中，前者从来占据了优势。

想想，二战时期，在德国的闪电战下，法国这个大国40天投降，与波兰36天、挪威63天、比利时19天、荷兰5天、南斯拉夫11天、希腊56天投降，与丹麦和卢森堡均一天被攻占，这些区别有意义吗？ 当军事对于国防的实际意义下降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更多系于外交，战略结盟和纵横捭阖。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欧盟的诞生，欧盟开始努力建立独立的防务。

[55]他的这两个理由并不令我在意，真的我在意的是，汉密尔顿对于本国国情的关注，这两个理由其实都直接有关当时美国的国情，各州（state）疆域相对狭窄，各州也都农业立国。［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载［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9－100页。

但对这个说法也存在质疑，包括晚近的体质人类学的基因测试研究。北宋统一中原后，曾试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北宋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法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中原王朝。

[33]前注[17]，司马迁书（赵世家），第1806页。例如：如何在财政上维系这支军队？历史中国尝试了多种有关常备军的制度，称之为兵制。包括废封建、建郡县这样的宪制变革，也必须以强大的秦军武力统一六国为前提。而全面、统一、协同设防问题，那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就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有一支统一指挥、各地协调行动的军队，而农耕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自然导向这样的政府和军队。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三国战乱，中原地区人口锐减。只是永远无法结论说：军事不重要，不必纳入宪制考量。

[10]随后是1846年至1848年与墨西哥的战争。[58]但除了证明戈氏真的是一位傻波以外，这抱怨有任何意义吗？另一例证是利比亚。

而希腊联军的盟主雅典，其民主政治也由此获得发展。据此才有了第二点，坚信以夏变夷，[38]不搞文化相对主义，也不文化多元，基于对中原文明的高度自信，对边疆民族不怯懦不排外，而是坚持以综合实力为后盾，努力拓展中原文明。